第4章：家庭与上瘾者的世界

詹姆斯·瑟马克的律师，弗雷德·布鲁诺认为，对瑟马克的每一次性犯罪判刑，就像对一个酒鬼每喝一杯酒判刑一样。

瑟马克兄弟的消息吸引了公众近一年的注意力，很少有故事能像他们对来自明尼苏达州农村小镇的大量儿童进行性虐待的故事那样残酷。这些孩子包括他们自己的孩子和社区里的其他孩子，大多数都是初中生，最小的是詹姆斯·瑟马克三岁的儿子。两兄弟，詹姆斯和约翰，都被判处40年监禁，至少26年不得假释。瑟马克主要是玩他们所谓的“在家里或旅馆房间里做的游戏”，如果他们反抗，就会受到身体暴力的威胁。

涉事儿童的数量、对儿童的性侵犯和儿童情感的脆弱，以及瑟马克兄弟的残忍都引起了公愤。就连瑟马克兄弟也承认了这场悲剧的严重性。约翰·瑟马克非常懊悔，想要自杀。詹姆斯·瑟马克告诉法官，“我为我所做的事感到抱歉，我只有26岁，我绝对需要帮助。”

公众的愤怒刚开始平息，令人震惊的新消息就出现在媒体上。詹姆斯和约翰的妻子贝弗莉和吉莲，也被指控强奸儿童，她们都玩过“游戏”。贝弗莉被指控与7名儿童发生性关系，并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强迫他们与其他儿童发生性行为。吉莲被指控18项性虐待儿童的罪名，其中9项是一级刑事性行为，吉莲和贝弗莉都被指控协助和教唆她们的丈夫。

瑟马克的故事虽然极端，但却是典型的，一系列证词揭示了这个家庭是如何对性痴迷；罪犯表现出深刻的遗憾、悔恨和无助。

强迫性，就像所有瘾一样，存在于复杂的家庭关系网络中。瑟马克夫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上瘾程度和他们获得的宣传量。在瑟马克的悲剧中，每个参与其中的孩子成年后都有很大的可能参与一段上瘾的关系。本章和下一章旨在说明性瘾如何成为一种家庭疾病，并追溯虐待儿童如何使他们易受成瘾关系的伤害，最重要的是展示家庭与上瘾者世界的关系。

家庭的角色

性瘾，作为一种疾病，几乎与所有其他情感和成瘾障碍相似。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学科的专业人士一直将家庭视为一种“系统”——由规则和角色、理解和误解所运行。家庭制度有能力维持团结，建立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允许个人的独特性，并产生有组织的努力。最重要的是，家庭有一系列的选择来保持平衡。平衡家庭成员让他们感觉正常，虽然不总是这样，但有时候，这意味着即使很痛苦，也要保持原样。

自杀、精神分裂症、酗酒、离家出走——所有这些都是家庭历史的一部分。例如，在酗酒问题上，仅对配偶进行治疗已被证明可促进酗酒者的康复。现在，在所有的成瘾专家队伍中，治疗整个家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认识到，家庭成员参与越多，康复率越高。此外，配偶、父母和子女，由于他们参与了家庭精神错乱，有权利为自己恢复。

无论是何种疾病，家庭成员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痛苦，他们显然不明白自己在这场家庭闹剧中所起的作用。“家庭成员错觉”的一个迹象是，他们深信自己与此事无关。

更严重的妄想症会出现在家人甚至不承认存在问题时，这可能是瑟马克祖父母的最终悲剧，他们抗议说孩子们是由检察官安排的。通过维护家庭的公众形象，这个家庭成员可以把痛苦撇在一边，直到后果严重。当公众了解到詹姆斯·瑟马克和约翰·瑟马克是他们父亲的受害者时，瑟马克一案终于揭开了真相。两位祖父母也被指控与孙辈发生性关系，由于性行为的羞耻感和道德内涵，家庭否认似乎在性瘾中加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性瘾作为一种家庭功能障碍，不同于其他家庭疾病。然而，每个家庭成员的任务仍然是寻找自己在家庭困境中的个人角色。要想了解一个人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首先要从他长大的家庭开始。

这本书的许多故事表明性瘾的传播从一代到下一代，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转移是如何发生的。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四个因素最终会成为性瘾的一部分：

1.自我形象——孩子们如何看待自己

2.关系——孩子如何看待与他人的关系

3.需求——孩子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需求

4.性——孩子们如何感知他们自己的性感受和性需求

这些认知最终成为成瘾性系统的“核心信念”，这些结论可以支配孩子成年后的选择和行为。在这一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上瘾者发展核心信念的过程是如何展开的，下一章将检视其他家庭成员的核心信念的演变。

自我形象和关系

莫里斯是个暴露狂，他在十几岁时就开始暴露自己，直到他40岁出头，暴露一直只是一个断断续续的问题。在此之前，他曾参加过裸体俱乐部，也有过一些风流事，还嫖妓无数。当莫里斯开始向隔壁的一位女邻居暴露自己时，这个家庭的危机就发生了，然后他开始向路人暴露。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段经历是极其可怕的，他们不得不忍受邻居的愤怒、警察的骚扰，并亏本出售他们住了十年的房子。他的妻子琳达越是试图控制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就变得越糟糕。两人都接受了治疗，并参加了针对强迫性的十二步小组，这些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开始，莫里斯得以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

莫里斯从小就由酗酒的父亲抚养长大，他母亲在他六岁时离开了他们。当他的父亲外出旅行时，莫里斯被留在了一个由两个未婚姐妹经营的寄宿公寓里。姐妹俩找到了许多机会用残酷的手段惩罚他，惩罚意味着把他的衣服脱掉，然后殴打他，特别是在生殖器周围。莫里斯从六岁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直到十岁他的父亲再婚。莫里斯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回到发生这些事件的伊利诺斯小镇，哀悼失去的童年。

莫里斯的故事说明了上瘾的常见原因。首先，家里有酗酒问题；第二，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伴随着性虐待；第三，性经历既羞辱又安慰；第四，当儿童遭受虐待的描述没有被认真 对待时，儿童的现实就被否认了。我们将看到，所有这些都是成瘾的明显诱因。然而，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因素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虐待我，羞辱我，剥削我，甚至不相信我，但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是你甚至不想要我。” 对被遗弃的恐惧是所有成瘾的永恒主题，包括酗酒。在性瘾中，它是特别强大的。

遗弃有一千种形式，有些形式是明确的，例如莫里斯的母亲在他六岁时离开他，他的父亲去旅行。在某些情况下，某些事件被解释为遗弃。例如，科奇是一个20岁来岁的暴露僻者，也有药物依赖。科奇1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几乎立刻就开始暴露自己，第一次逮捕发生在母亲死后几个月。当他能够将自己的裸露癖与母亲去世时他感到的孤独联系起来时， 这能对他的治疗产生重要作用。

甚至被遗弃的威胁也可能是强有力的，研究人员Eist和Mandel描述了在发生性强迫的家庭中，“巨大的被父母抛弃的威胁是父母用来控制或使他们的孩子听话的最常见的方法。”茱莉亚·谢尔曼将这种现象称为“阿兹特克情结”，以阿兹特克众神之母命名，她象征着“每个母亲对她的婴儿持有的生与死的力量”。性瘾从对生存的基本关注中获得其力量。

上瘾者的第一个核心信念是“我基本上是一个坏的、不值得的人，被抛弃就意味着不被需要。”孩子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受欢迎意味着不值得和坏。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阿特，一个27岁的药物依赖的男人，他有多重性瘾：裸露癖、窥阴癖、淫秽骚扰电话，最终强奸。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离开了他，他酗酒的父亲再婚了。 他的父亲和几个叔叔都是性瘾者，阿特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弟弟和我都是很普通的小顽童，我们经常受到母亲的虐待和羞辱。她最喜欢的惩罚之一就是把我们绑在椅子上，有时她会让我们穿尿布，我们年纪大了，会为此感到非常羞耻，有一次她让我弟弟这样在外面玩。我妈妈对我做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是把我打扮成一个女孩，她给我化了妆，把我的头发卷了起来，想着我会成为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孩。显然，有了三个男孩，她肯定想要一个女孩，但这是多么糟糕的事啊。我同意了，但我觉得很尴尬。我对女人有很多憎恨，其中很多来自我的母亲。她对我产生了很多怨恨，就因为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想我的生母抛弃了我，我对她有些生气，尽管我知道她想要监护权。

注意到虐待、惩罚、羞辱以及遗弃的主题，这些元素越普遍，瘾就越容易出现。

第二个核心信念来自于第一个关于“孩子是坏人”的信念。因为个人没有价值，这个孩子相信，“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爱我。”这种信念越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脆弱。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相信没有人会无条件地接纳他们，他们不能被信任或依赖。如果他们真的想要一段感情， 那是因为他们想要一些东西——而不是因为他们在乎。

需求和性

上瘾者报告说，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感到绝望的孤独、失落和没有保护。不仅缺乏抚育，而且没有人教他们如何照顾或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随着孩子逐渐成熟，他们就会开始寻找那些可靠的东西——那些你可以相信会让你感觉更好的东西。信任和依赖是决定个人是有力量与信心，还是成为瘾的奴隶。因为，当一个孩子在孤独地寻找可以依靠的人或物时，他会开始找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总是舒适的，总是感觉良好的， 总是在那里，总是信守诺言的。对一些人来说，酒精和毒品就是答案。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食物，还有性。

这个选择源于上瘾者的第三个核心信念，那就是需求。在健康的家庭中，孩子们有一种深刻的感觉，他们的父母会照顾他们，而不是抛弃他们。健康的养育包括触摸、关爱、肯定和引导。即使在与规则和限制作斗争时，孩子也会感到被照顾。对自己的信任，以及对他人的信任，都体现在这种关系中。当一个孩子对性的探索是因为缺乏人类的关爱而超越了发现的界限，变成了常规的自我安慰时，就有可能上瘾。

因此，孩子与人的关系有可能被性瘾关系所取代，成瘾是一种关系——一种病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性迷恋取代了人，而且可以很早就开始。上瘾者的最后一个核心信念清晰地显现出来：“性是我最重要的需求。”

一个性瘾者在探究他早年的经历时，可以找出最明显的受害案例。然而，有很多因素可以掩盖施害者的身份。例如，神职人员、医生、教师和治疗师等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意图不明确，就很难察觉他们在其专业背景下的性行为。因此， 如果一个孩子对他接受的体检感到“荒唐”，他就会认为那是想象。然而，这种感觉或直觉可能是非常准确的。

对于那些经历过家庭性虐待的瘾君子来说，揭开这个秘密是追踪性瘾代代相传的最直接的方式。一个上瘾者，除了强迫性的嫖娼和婚外情之外，还与他三个儿子中的两个乱伦，回忆自己的童年，他父亲告诉他，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医生要求他操纵他的儿子的包皮，以确保它的灵活性。当他成为一个成年人，这种操纵导致了父子之间频繁的性接触。上瘾者经常发现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父母或亲戚相似，上瘾者——以及他的配偶——绝对需要知道在前几代人中是否有婚外情、嫖妓或强迫性行为。

前几代人的性冲动通常是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上瘾者认为他们是唯一有性冲动的人，这增加了他们的羞耻感。他们不知道的是，父母担心自己经历过的强迫行为可能会发生在孩子身上。一代又一代的性瘾者在他们自己的孤独和强迫性中迷失，像孩子一样孤独，他们不能承认他们需要帮助使事情变得不同，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了同样的环境。

上瘾者世界的核心信念

所有成瘾者都能在早年发现他们的性强迫因素。即使没有明显的虐待经历，基本的自我怀疑和对他人的不信任也会成为成瘾的潜在因素。所有四种核心信念的例子都可以在上瘾者的童年时代找到。然而，当成瘾开始时，一个成瘾者的生活根据个人的生活经历而变化。对一些人来说，强迫症很早就开始了，比如一个年轻的暴露癖者，在他母亲死后就开始暴露自己。对另一些人来说，强迫性在成年后会完全显现出来，通常是对压力和焦虑的反应。对于每一个上瘾者来说，其共同点就是第一章所描述的成瘾系统。成瘾者的信念体系为支持成瘾循环奠定了基础，由此产生的失控和无能为力确认并深化了核心信念。在这一点上，当信念系统得到强化时，成瘾系统就会完全运转起来。

核心信念是成瘾者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成瘾者成年后世界的中心。每一种核心信念都导致了成瘾者所经历的痛苦和羞耻的内心世界与成瘾者为保护秘密世界而营造的外部形象之间的脱节。成瘾者总是生活在个人的危险之中，害怕秘密世界被揭开的那一刻。随着秘密生活的发展，上瘾者变得更加孤立，家庭和朋友变得更加次要。在不断增加的疏离感，以及上瘾者言行之间越来越多的差异，家人在其中挣扎，他们无法进入上瘾者的秘密世界。

“我基本上是一个坏的、一无是处的人”，这种信念构成了上瘾者世界的情感基础，上瘾者从他们的家庭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是没有价值的人。欠缺感和失败感占主导地位，上瘾者甚至认为羞辱和堕落是正当的或应得的。围绕性冲动的绝望斗争证实了这一信念，并增强了自我价值感的低下。瘾君子们不惜一切代价隐藏他们成瘾的秘密，然而几乎所有的行为和决定都被瘾所引导。

上瘾者制造一种“正常”的假象来掩盖他们的欠缺感。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会因为上瘾者的自我中心而生气和沮丧，“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爱我”的信念也维系着这个秘密世界。上瘾者仍然相信，一旦真相大白，所有人都会抛弃他们。因此，他们总是害怕变得脆弱或依赖他人。上瘾者认为他们的行为很糟糕，任何出错的地方都是他们的错，成瘾者逐渐变得与家人和朋友的正常接触更加隔绝。然而，成瘾者创造了一种掌控生活、不需要帮助的表象，他们似乎不受任何问题的影响，但经常会做一些极端或纵容的事情，好像在弥补什么。

“如果我必须依赖别人，我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得到满足。” 这种信念为成瘾症提供了驱动力。孩子的生存需要转化为上瘾者内心世界的绝望。基本上，成瘾者觉得自己不被爱，这 意味着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由此产生的愤怒被内化为抑郁、怨恨、自怜，甚至自杀的感觉。因为他们不相信别人会爱他们，上瘾者变得精于算计、爱耍花招、爱摆布人、冷酷 无情。上瘾者对过去未得到满足的需求的愤怒阻止了他们现在表达需求的可能性，因为上瘾者担心他们会被拒绝。随着成瘾的后果开始显现，那些亲近的人开始看到双重生活，在成瘾者的世界里，有双重人格。更糟糕的是，家人和朋友开始不信任成瘾者。

使性沉迷成为成瘾的焦点信念是“性是我最重要的需要”，成瘾者对没有性的生活的绝对恐惧，加上对拥有如此强烈的性欲的无价值感，性行为永远不能满足爱和关怀的需要，但它仍然被视为唯一的途径。上瘾者有一种高度的需要来控制所有的情况，然而，有一种对性失控的秘密恐惧。由于这种恐惧，成瘾者承诺停止或限制性行为。